本文转自：人民日报海外版

赵 阳

那是1998年，列车急急向北驶去，狂牛般地撞开夜色；车灯在寒气中瑟缩，似没入不可见的生命之流。我辗转反侧、无法睡去，一闭眼，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眼泪便止不住地掉落下来——头一天，千里之外的舅父将电话打到学校，告诉我“母亲病危，赶紧回来”。我于是将口袋里的积蓄都拿了出来，直奔火车站，买了一张火车票。

3个月前，我从吉林的小城出发，也是搭乘这样的绿皮车，先到北京，再转车到成都。虽然，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会和母亲分别，但到了离开的那天，我才真正体会到离别的沉重。

我4岁那年，母亲罹患癌症。那是1984年，癌症通常被认为是死神的必然召唤。而不甘心的母亲几经放疗、化疗，头发早早地掉光了。到了我入读小学那一天，母亲拖着孱弱的身体，为我亲手削好了铅笔，一边轻轻地抚摸着我，一边说：“孩子，咱要好好地读书啊！”后来，父亲因为意外去世，母亲一边治病，一边持家。身边的人都不相信她能“挨太久”，母亲却做到了。14年过去，母亲终于等到了我考入大学，但留给母亲的日子不多了。

思绪间，车过秦岭，已是子时，车厢里的灯熄了，只有过道的夜灯幽幽地投射着黄色的光晕。窗外，月挂中天。想到这些年，母亲含辛茹苦承受病痛，供我读书，令我有机会考入大学，她自己却一天好日子都没享受过，我心痛得要哭出声来。我怕吵到周围铺位的乘客，便轻手轻脚地从上铺挪下来，在过道的小凳子上坐着。